Peter Judson 是一名自由插畫師和設計師，他的作品深受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阿基米亚事务所和孟菲斯的反設計運動，以及抽象派畫家約瑟夫．亞伯斯和約翰．伊頓的影響。他的作品關注人類與環境和顏色之間的關係，作品跨越編輯、時尚和家具設計的領域，客戶包括泰特美術館、耐克和康泰納仕。

二十一世紀的孟菲斯美學

我聽過最好的關於孟菲斯的總結是在倫敦V&A博物館展出的“ 後現代主義” 展覽的目錄中，它寫道：格倫．亞當森和簡．帕維特把阿基米亞事務所的亞歷山大． 曼迪尼描述成一個理性的悲觀主義者，把埃托．索托薩斯描述為感性的樂觀主義者。在我看來，正是這種與包豪斯提倡的“形式服從功能”的鮮明對比，讓孟菲斯成為了獨特的存在，因為孟菲斯設計的一切都那麼的情感充沛，也是人性的基本所在。對感官的重視也使我們能在超越物質的層面與設計師的創作產生共鳴。

孟菲斯有兩個主要階段。最初是對主流製造工藝的猛然反抗，當時他們遵循了幾十年前理論的、概念性的、無政府主義的設計工作室的腳步，比如Archizoom Associati、Gruppo Strum以及曼迪尼和索托薩斯所在的阿基米亞事務所。但這種無政府狀態與相關的商業成功結合起來，即使孟菲斯僅存在了很短的時間，它依然在眾多設計中脫穎而出。其次，孟菲斯風格再次流行起來的這幾年，揭示的更多是關於今天我們如何消費設計的膚淺本質。尤其是孟菲斯風格的作品十分上鏡，在視覺及照片上非常突出。然而很少人會發掘更深層的東西，他們只喜歡在instagram刷新圖片，拍攝一些奇怪的照片或者用emoji來發表評論。雖然我並不確定我們今天能很容易地發現新事物， 卻又缺乏深層次的賞識和理解， 這樣的狀況是好是壞。

我是在大學時期從《Design: a Concise History》這本書了解到孟菲斯，至今我仍然在翻閱這本書。我在畢業時陷入了一陣風格危機，當時我嘗試成為一名自由工作者，於是在2011至2012年V&A博物館的“後現代主義”展覽時期，創作了一系列家具和室內設計的致敬作品。這些作品剛好出現在孟菲斯重新回歸設計舞台之時，基本來說，我只是在適當的時間做了適當的事情，因而取得成功。我發現相比起理性地運用色彩，我更加容易被強烈的感性色彩運用所吸引，這注重的更多是事物如何被合理化和被詮釋。最後，在我的工作中，真正變得清晰的事情是，我們與環境的關係以及人類應該如何與身邊的事物互動。

讓我極度好奇的一點是，像孟菲斯集團這樣的現象是否會再次重現。我們生活在一個節奏如此快的社會裡，發現、分享和消費設計變得非常的容易， 以致于幾乎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緩慢地發展和成長。要真正推動一個領域以及創作大量的作品，並且在它沒有成為昨日新聞之前，讓它有充分的時間成長。這更像是一種短暫的存在，你需要發展出更強的適應力，而它很有可能會在事後回想起來才顯得更有意思。但我不禁在想，在追求像孟菲斯這樣的潮流的同時，我們已經錯過一些寶貴的東西。